大周朝建立七十余年来，农税几经变革。在国朝建立之初，由于连年战乱，百姓罹难，造成全国大部分地区十室九空，又遇北方狄族入侵，国家形势岌岌可危。时太祖在位，收拢流民，分地授田，但因经济凋敝、生产力低下，为保证军需及各州府供应，将地租提升至六成，并严格粮食配给，农民余下粮食每人每日定量分配基本口粮，余下部分必须上报官府，并由官府统一低价收够以支援军需，若遇隐瞒余粮不报、少报或者不买着，将被关进郡府大牢并罚处劳役，至此军需及各郡府得以所需，经十四年，北狄战败退回草原，东夷被赶出关外，南蛮俯首，国家逐渐安定。一方面随着粮食定量分配政策的实施，人口大幅增长，国家实力稳步提升，毕竟粮食只按人头分配，小孩子吃得少，老百姓可多留些粮食，也喜得多子多福，虽然仍旧贫困，却也知足；另一方面多年的战争，在这个以军功授田、授爵的时代，造就了一大批土地的拥有者——地主，而且爵位越高，一定程度上占有田亩就越多。与此同时，一些古老世家、富户在这逐渐安定、发展的社会条件下，也开始露出了他们对土地和财富的野心、獠牙，纵使有国朝金科玉律的管束，但是仍旧不知不觉间一点一滴地集中在这些组织或者个人手里。
随着四夷臣服，社会逐渐安定，大周对外战争也开始停下脚步，国家逐渐呈现出一番刀枪入库、马放南山的图景，但睿智的太祖皇帝力排众议建设九边重镇，驻兵屯田，厉兵秣马，大有席卷草原，并吞西域之势，促使大周国尚武之风不绝。然国家要治理，文官必不可少，在这个识字率极为低下的皇朝，太祖皇帝大办官学，兴科举，免赋税徭役，促使读书人地位进一步提高，如通过县、府试便是“童生”，童生参加由各省学政或学道主持的院试，并获得挂名于官学（府学、州学、县学）的资格，被称为“生员”，我们俗称“秀才”，有秀才称号便有了“功名”，有功名就等于进入士大夫阶层，有免除差徭，见知县不跪、不能随便用刑等特权；若是通过由朝廷委派翰林、内阁学士前往各地主持，各地布政使衙门抽调官员具体负责的乡试，但凡榜上有名，则被称为“举人”，举人则一方面可以免除全家丁役，包括土地税，即皇粮国税，如此一来便会有百姓或乡绅主动将土地投效到举人名下，从而获得免税权，于是举人一跃便可成为地主，促使土地进一步向权贵集中；另一方面便是可以入士做官，因为考中举人之后便等于拥有了做官的权力，虽然只是候补官员，但运气好点还是能够外放个七品知县，即便运气差点也能混个县丞、主簿等佐贰官，纵使如此身份地位也大为不同，毕竟已经等于成为了统治阶层。因此就有了“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”的流言，终于在二十多年后，学堂如雨后春笋，遍布全国各地，读书人蔚然成风，一批批文官陆续走上政治舞台，掌握权力，使用权利，享用权利，开始了他们光鲜又晦暗的职业生涯。
这一切似乎都呈现出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，然而直到高祖二十一年发生了变化，远离京城的丰州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抗税纳捐的事件，税吏被杀死，县府知县、县尉被愤怒的乡民活埋，最后愈演愈烈，逐渐转变为一次起义事件，朝廷最终派重兵镇压，带头的一众乡民被押至长安斩首示众，其余从众被就地格杀，至此其余各地发生的抗税纳捐事件也逐渐偃旗息鼓。在当日押赴刑场之前，在一番审问之后，高祖一夜未眠，随后招宰相及六部主官于太和殿议事三日之后，开始推行两税法，取消其他各捐杂税，同时在各部州设立刺史，建立健全中央对地方的监察体系，并以“奉诏六条察州”之规定，整饬吏治，维护皇权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。
两税法，即取消租庸调及各项杂税、杂役，只保留户税和地税；其次“量出制入”，由中央预算开支已确定赋税总额，并根据太祖十四年征收标准分摊于各地、各州，进行征收赋税。其中户税是按户等高低征钱，户等高的出钱多，户等低的出钱少。户等划分，是依据财产的多寡，户税在征收时大部分钱要折算成绢帛，征钱只是很少一部分；再次地税按亩征收谷物，纳税的土地以太祖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；再次无论户税和地税，都分夏秋两季征收，夏税限六月纳毕， 秋税限十一月纳毕。因为夏秋两征，因此称为两税法，其夏税主要有丝、绵、丝织品、大小麦、钱币等，秋税征收稻、粟、豆类、草等；最后，没有固定住所的商人所在州县依据其收入征三十分之一的税。此时，两税法的实施，把征税原则由按人丁转为按贫富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，缓解了社会矛盾。至此高宗十二年，两税法已实施近二十年，朝堂虽有几次大的争论，但仍旧实行下来。
明日就是纳秋税的日子，安子言虽是秀才，可以免掉部分地丁钱粮和差赋徭役，但这夏秋两税还是得按时缴纳，好在此事有刘伯常年操持，倒也安稳。只是今日遇见刘伯说要支取些银钱，子言甚是不解，问其缘由，不外如是呀。听刘伯讲来，这些银钱是明日俸给税吏们的茶钱，请他们高抬贵手，勿使好粮变劣粮，一等划普通，干净粮成“升溢粮”，我们纳粮不少，权当花些银子买个放心也值了；